2023年1月，罗纳德·科曼正式接替范加尔，第二次出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。这一任命并非简单的“回归”，而是在其首次执教（2018–2020）未竟目标基础上，叠加了俱乐部层面（尤其是巴塞罗那）复杂经历后的战术再整合。截至2026年2月28日，科曼已率队完成欧国联、欧洲杯预选赛及2024年欧洲杯正赛等关键赛事，其执教轨迹呈现出鲜明的战术惯性与环境适应性之间的张力。
科曼在2024年欧洲杯期间主要采用3-4-3阵型，表面看是对范加尔三中卫体系的继承，实则内核仍延续其长期偏好的高位压迫与边路驱动逻辑。数华体会官网据显示，在荷兰队2024年欧洲杯全部四场比赛中，球队平均控球率达58.7%，高于同组法国（54.2%）与波兰（42.1%），但预期进球（xG）仅为4.8，低于法国的6.3。这反映出科曼体系对控球的依赖并未有效转化为终结效率。
关键问题在于锋线配置。科曼坚持使用德佩作为单前锋，后者在四场比赛中首发三次，贡献1球1助，但触球区域高度集中于左肋部（场均63%的进攻触球位于左半场），导致右路进攻严重依赖邓弗里斯的套上。这种非对称结构在面对低位防守时极易被压缩——对阵捷克的1/8决赛中，荷兰右路仅完成9次成功传中，成功率不足22%。
科曼首次执教时期倚重德容、维纳尔杜姆与弗兰基·德容组成的中场三角，但至2024年，维纳尔杜姆已淡出主力，德容因伤缺席欧洲杯，仅剩弗兰基·德容一人支撑。科曼被迫启用赖因德斯与赫拉芬贝赫，前者在AC米兰主打8号位，后者在利物浦更多承担拖后职责，两人在国家队缺乏明确角色分工。欧国联2024年小组赛对阵德国一役，荷兰中场被压制至场均仅38%的对抗成功率，直接导致由守转攻阶段丢失球权率达41%。
这种结构性缺失迫使科曼将组织任务部分转移至后场。廷伯与阿克频繁回撤接应，门将维尔布鲁根场均长传仅8.2次（低于欧洲杯平均值12.4次），短传比例高达89%。然而，当对手实施高位逼抢（如法国在小组赛末轮），荷兰后场出球失误率骤升至27%，暴露出体系对单一出球路径的过度依赖。
在3-4-3框架下，邓弗里斯与布林德（或后期替换为哈托）承担攻防转换枢纽职能。邓弗里斯在2024年欧洲杯场均跑动12.3公里，冲刺次数达28次，均为全队最高。其进攻端贡献显著（2次助攻，17次关键传球），但防守端覆盖不足——当其前插时，右中卫位置常由德弗里临时补位，导致肋部空档频遭利用。对阵罗马尼亚的小组赛中，对手7次射正中有5次来自荷兰右肋区域。
更严峻的是体能分配问题。科曼未在淘汰赛阶段对边翼卫进行轮换，邓弗里斯打满全部360分钟，布林德亦出场312分钟。这种使用方式在密集赛程下难以为继，最终在1/8决赛加时阶段，邓弗里斯回追速度下降0.8米/秒（对比小组赛均值），直接导致捷克队第118分钟的制胜进球。
科曼执教期间，荷兰队在2023–2024年共进行22场正式比赛，场均控球率59.1%，传球成功率88.4%，但场均进球仅1.68个，低于同期比利时（2.04）与德国（1.92）。这一矛盾揭示其战术哲学的核心困境：在缺乏顶级终结者的情况下，仍坚持通过控球累积优势，而非调整节奏或增加直接进攻比例。即便拥有加克波、西蒙斯等具备突破能力的边锋，科曼仍要求其内收参与传控，限制了反击速度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科曼在欧国联2024年对阵匈牙利的比赛中曾短暂尝试4-2-3-1，由赖因德斯与赫拉芬贝赫双后腰保护防线，加克波突前。该场荷兰3-0取胜，xG达3.2，但此后未再沿用此阵。这种战术摇摆反映其在“体系忠诚”与“结果导向”之间的犹豫，也暴露了对既有框架的路径依赖。
科曼的回归本被寄望于整合新生代（如西蒙斯、赖因德斯、哈托）与经验派（德佩、维纳尔杜姆），但实际用人呈现明显保守倾向。2024年欧洲杯26人名单中，28岁以上球员占13人，而U23球员仅4人入选，且无一人首发超过两场。这种年龄结构加剧了高强度对抗下的体能危机，也延缓了战术迭代。
与此同时，科曼在更衣室的权威面临隐性挑战。德佩虽保留队长袖标，但在战术安排上多次公开表达对位置安排的不满；弗兰基·德容则在采访中暗示“希望看到更多变化”。这些信号虽未直接导致内讧，但削弱了战术执行的一致性——在对阵法国的关键战中，多名球员在无球跑动路线选择上出现明显分歧，导致两次绝佳反击机会被浪费。
科曼重返荷兰国家队的篇章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战术惯性、人才代际与环境适配的复杂实验。其执教成果无法简单以胜负衡量，而需置于荷兰足球长期战略的坐标系中审视：当体系稳定性与战术进化之间出现裂隙，教练的调整意愿与能力，将成为决定“新篇章”能否真正开启的关键变量。
